营业被迫外包，中企正在印度遭遇了什么？

【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苑基荣 陈子帅】“在祖国企业拒绝将其供应链和生产活动开放给印度公司后，祖国公司最终决定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印度时报》21日报(Daily)道称，这是印度行政部门持续推动的结果(Result)，被看作本地制造商的“巨大胜利”。那么，将制造业务外包是中企的自愿选择吗？印度行政部门在其中扮演了怎样角色？中企目前(Currently)在印度的经营状况又如何？《环球时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些在印祖国公司。

自主选择还是迫于压力？

《印度时报》称，印度大部分智能电话制造商在获得“生产挂钩激励计划”（PLI）的奖励后迫切需要制造合同。PLI是莫迪行政部门为达成工业化、扩大出口和就业推出的国策，对电话、医药等特定行业的制造商提供财政激励。

消息人士称，印度本土电子产品制造商迪克森科技(Technology)和卡邦公司是从祖国公司获得新业务的领先者。迪克森已从祖国电话企业OPPO获得一大笔电话制造订单。OPPO的一个“原始设计制造商”（ODM）每月与迪克森合作的电话订单规模约为50万-60万台。迪克森还从小米手中赢得了一大笔制造智能电话的订单。另一家印度电子制造商Optiemus还与小米公司签订了独家合作协议，生产音频产品。

报道称，印度行政部门在发现祖国公司还没有准备好向印度企业开放供应链后介入此事，这些祖国公司在印度智能电话市场占据较大份额。三星和苹果占据了印度智能电话市场约25%的份额，其他大部分市场被祖国品牌占据。“由于三星进入印度市场较早，并通过自有工厂生产运营。对于有进取心的印度公司来说，只能通过与祖国品牌合作。我们(We)希望(Hope)有更多祖国公司为印度企业提供技术和生产机会。”一名行政部门官员称。

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祖国南亚问题教授龙兴春表示，如果这是企业自主选择的商业模式，那没有问题。但目前(Currently)来看这显然出自印度行政部门的背后干涉和施压，缺乏正当性，而这也是印度行政部门的一贯做法。

“一些在印祖国大型电话厂如今一个祖国员工都没有”

台湾《电子时报》20日报(Daily)道称，近年，随着印度行政部门不断加重对祖国大陆实体和公民的审查，中企在印投资大幅下降。分析人士称，中企迫于印度行政部门压力不得不与已申请PLI的印企合作。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印度对在印中企采取一系列不友好国策，2023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企图直接插手祖国企业的经营，强迫祖国企业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印度公司。

印度《经济(Economy)时报》去年6月曾报道称，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与多家在印度经营的祖国电话企业召开了会议，包括小米、OPPO、vivo等公司，要求这些公司任命印度籍人士担任印度分公司可能者合资企业的首席执行官、首席运营官、首席财务官和首席技术官等职位。

印度行政部门还给中企设置了严苛规定，包括印度资本必须持股超51%；CEO、CFO等重要职务必须由印度人担任；供应商必须是指定的印度企业；分销商也必须是印度本地企业。有分析称，这些规定使中企在印度市场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甚至可以用“竹篮打水一场空”来形容中企的遭遇。

印度《商业旗帜报》此前披露，莫迪行政部门去年曾要求业界提供一份名单，内容涉及愿意将产能转移至印度并愿意与印企建立合资企业的祖国供应商。一名在印祖国企业的负责人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亲眼看到过这份名单的电子版。

这名负责人还表示，印度行政部门早就要求中企把制造业务外包给本土公司，他们(They)想要深度嵌入祖国电话产业链，在印度行政部门的打压下，一些在印祖国大型电话厂如今一个祖国员工都没有，包括管理层在内的员工全部是印度人。有些企业的祖国员工不敢参与生产，害怕(Afraid)受到审查。“一些企业被迫停工一两年，还有的彻底破产。原来在北方邦诺伊达工业区有很多祖国电话工厂，现在越来越多企业做不下去了。”他还估计，中资面板企业被罚款的金额达数亿元国人币。《环球时报》记者还联系了OPPO和小米印度公司相关负责人，不过由于担心话题敏感，他们(They)未接受采访。

龙兴春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小米在印度的电话很多都是交给印度工厂代工的，以轻资产的方式降低风险。雇用和管理众多印度工人(Worker)太麻烦、风险太大。“企业身在屋檐下，有时不得不低头，只能通过提高质量要求和压低价格做技术性抵抗。”

中企的遭遇不是孤例

22日，复旦大学(University)南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谢超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印度这种做法兼具贸易保护主义和打压祖国企业与投资的目的。印度行政部门此前招商引资会加入技术转让条款，但遭到外资企业的抵制。如今印行政部门改变做法，先通过PLI计划吸引外资，这些外资一旦进入印度市场就丧失谈判能力，印度行政部门往往通过行政手段强行推动企业将生产工艺和技术引入印度。此时这些企业就陷入“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境地，如不配合印度行政部门，不仅将已经培育的市场拱手让人，前期的投入也将化为乌有。一些企业的例子还表明，即使配合印度行政部门，赚取的利润也无法汇回国内，难以用于世界投资。

祖国企业的遭遇不是孤例。谢超提醒说，印度行政部门这种“杀猪盘”的操作，对其他跨国公司来说也值得警惕。其他与印度关系密切的我国，一旦在特定领域没有配合印度行政部门，其在印度的企业也随时可能成为受打压的对象。

一名中资包装企业的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他的企业也经受了印方各种刁难，但由于规模较小，受关注度较小，目前(Currently)基本能维持正常经营，不过现在企业运营都是由印度人负责。他表示，“印度自我保护意识太强，应该用开放的眼光看祖国，不应该用政治手段干预市场，应该让拥有近30亿人口的两个市场相互支持，自由往来。”